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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批评 | 毛尖:小说C位还保得住吗?

文艺争鸣 文艺批评 2021-01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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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
新世纪以来经典改编电影乏善可陈的本质原因是,小说已经被赶下了C位。电影摆脱了它翻译的位置,依仗它的时代C位对大量经典作品予取予夺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小说和改编电影之间的权力关系需要被重新想象。本文试图用极端的方式设想小说和电影脱钩的情形,借鉴其方法论价值,重新建构他们的正当关系。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提示了这个方法的可能性。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,多数是在没有小说可以依凭的情况下,缔造了自己的“群戏”电影。他们的男女主人公从群戏中来到群戏中去,不同于好莱坞英雄不同也不像亚洲英雄,而是一直是群众的一分子。“群戏”语法在新世纪尤有遗风,作者毛尖由衷希望长影这一工作方法能够重返银幕。


本文是毛尖老师2018年9月在“从小说到电影: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”学术论坛上的的发言,原题为《小说C位还保得住吗,兼谈长影经验》,刊于《文艺争鸣》2018年第10期,感谢“文艺争鸣”公众号和作者毛尖授权转载!


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


毛尖



小说C位还保得住吗,

兼谈长影经验


听了一上午各位老师的发言,感觉自己的立场一直也在移动。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,“从小说到电影: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”,在有些老师的发言中,小说明显占据主位论述,电影改编成为一种是否能忠于原著的艺术。这方面,吕新雨和杨庆祥老师的质疑极为重要,今天的小说意味着什么?如何理解作为普遍题材的电影?如果对小说和影视的关系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更新,那么,我们不过是在重复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。


我的问题是,“从小说到电影”这个移动链中,小说过往的C位还保得住吗?再进一步问,电影创作不依赖小说,还有哪些历史路径可循?


实事求是地说,新世纪以来的经典改编乏善可陈,观众也因此经常拿20世纪的改编来吐槽21世纪的,比如用电影《红高粱》(1988)嘲笑电视剧《红高粱》(2014),用1987版《红楼梦》来批评2010版,用1986版《西游记》来衡量最近十来年的各款“西游”,其他像《笑傲江湖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等,似乎更是再也拍不过20世纪的金庸。这个现象的表面是,今天的导编演不再像20世纪队伍那样认真地研读名著尊崇名著,但是,情况的本质是,小说已经被赶下了C位。



影视剧发展到今天,没有人再质疑,影像已经能够处理最幽深最玄奥的议题,影视剧也渐次夺取了饭桌上的话题,聚会中的热议,我们不再为一部小说废寝忘食,说得粗糙点,长篇小说的功能已经被影视剧取代。作为最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,影视剧是当代最无远弗届的神话触手,被全民热爱的影视剧能占据公众生活的头条,像《暗算》《潜伏》;被全民唾弃的影视剧也能花掉我们的流量,一年一度的金扫帚奖电影也还能召唤出一批死磕观众,比如《逐梦演艺圈》,比如《澳门风云3》,不少观众会直接留言,“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差”。


换言之,影视剧已经毫不手软地接过了狄更斯的名言,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也是最坏的时代。影视剧可以对大量经典作品(次一级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)大刀阔斧予取予夺,对中国历史随心所欲胡编乱造,凭借的不是摄影机的能力,依仗的是它的时代C位。所以,今天来讨论“从小说到电影”,其中的权力关系需要被重新想象,被重新安置,黄金时代的小说位置现在不存在了,而且,站在电影这边看,它从小说那里斩获的文化红利,是它一个世纪孜孜不倦努力来的,虽然也有暴利之嫌。而就小说改编而言,如果我们从电影发展的最良性态势看,电影已经摆脱了它翻译的位置,比如王家卫对刘以鬯小说的改编,《对倒》“生成”《花样年华》,就不再是文本翻译,甚至不再是转换,小说最后成了电影的一个胎记。



因此,“从小说到电影”的这个文化链接,经过一百年的运转,已经相对松弛,这种松弛本来是好事情,但目前的境况,在改编学的意义上,是对“改编神学”的一次粗暴反置,所以,如果用激进的思路去想象未来,现在来重新讨论“从小说到电影”,我倒是觉得,不如用极端的方式来设想一下,让小说和电影脱钩一个时段会怎么样,用这个分居时段来重新建构他们的正当关系。


小说和电影脱钩,在电影史和电影学的意义上,都会显得比较无稽甚至不可能,不过我想强调其方法论的价值,尤其,长春电影制片厂曾经提示了这个方法的可能性。


插一句,今天我们在长春来谈长影,是蛮让人唏嘘的一件事。我们这一代,几乎都是通过长春电影制片厂认识长春的,小时候看到长影的工农兵厂徽就会立马心潮澎湃,但是,占据过长春半壁江山的长影现在还有多少家当?体制改革的成败,不是今天的话题,我想说的是,早期长影的银幕遗产太需要好好整理。


在我们的会议宣传单上,列了长影的十二部代表作,按拍摄年代排序分别是:《赵一曼》(1950)、《董存瑞》(1955)、《平原游击队》(1955)、《上甘岭》(1956)、《党的女儿》(1958)、《黄河飞渡》(1959)、《战火中的青春》(1959)、《五朵金花》(1959)、《刘三姐》(1960)、《甲午风云》(1962)、《吉鸿昌》(1979)、《开国大典》(1989)。从这个片单看,长春电影制片厂货真价实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,五六十年代的长影也的的确确缔造了新中国的电影地平线,而回望长影代表作,比较它们和上海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、西安电影制片厂、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,一个重要的现象是,长影制造除了电影题材的集中,对苏联电影语法的大量征用,长影多数是在没有小说可以依凭的情况下,缔造了自己的“群戏”电影。就拿《董存瑞》为例,作为一部英雄电影,《董存瑞》的拍法和好莱坞战争英雄完全两条路线,导演郭维在访谈中说,他就是要用《董存瑞》来“反映时代精神”,所以,董存瑞的个人成长史,也是群众成长史,扮演董存瑞的演员,不比其他战士高不比其他战士帅,他最后去炸碉堡,逻辑上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飞跃,从普通战士成为英雄,影片也只是用音乐做了加持,没有一点额外的煽情,当他说完“为了新中国,前进”之后牺牲,镜头扫过他的战友们,大家一个个说,“为了新中国,前进”,电影《董存瑞》因此完美地表现了董存瑞们。这个不是一个细节例子,是整个长影的拍摄风格,他们的男女主人公从群戏中来到群戏中去,跟好莱坞英雄不同也不像亚洲英雄,西式日式英雄,在完成英雄使命后,常常只能“古道西风瘦马”,但长影的男女主人公,一直是群众的一分子。


《董存瑞》电影海报


长影的群戏传统真的值得好好继承,而且,我觉得这个和长春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很有相关性,就像二人转表演,每个演员都那么好,整个剧团水平如此平衡,这种具有地方特点的演艺风格放大到银幕上,绝对是中国学派,可惜长影没能给这种风格足够的发育期。


不过,落地麦子不死。长影的群戏语法,这种和小说改编不同源头不同路径的文艺语法,在今天的影视剧中,还是会有“遗风”,比如去年特别好的一个电视剧《无证之罪》,大东北配角戏尽管籍籍无名但个个光彩夺目,虽然好几个混混被特意整成银貂金链东北风,但陈衣俗调没有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,不同级别的混混说着不同级别的台词,黄毛,兵哥,火哥,手里玩的钱不一样,吸烟走路说话的腔调就不一样。东北人嘎嘣脆地你一言我一句推进剧情,普通路人也是表演艺术家,这是当代影视中最具后现代群众风的刹那。


借此,由衷希望长影的群戏工作方法能够重返银幕。


本文原刊于《文艺争鸣》2018年第10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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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|小矮子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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